
东汉的清流
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独擅政权,引起士人的抗争,官方的儒学精神失去了以往的号召力,失去了对人心的控制。文人们陷于迷惘和痛苦中。鲁迅说的好:人最可悲的是,梦醒了而无路可走。这正是士子们的共同感受。于是
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独擅政权,引起士人的抗争,官方的儒学精神失去了以往的号召力,失去了对人心的控制。文人们陷于迷惘和痛苦中。鲁迅说的好:人最可悲的是,梦醒了而无路可走。这正是士子们的共同感受。于是,一部分文人开始产生新的思考,开始强调个人意识;另一部分文人,则顽强的维护儒学的统治,跟当权者作斗争,形成“清流派”。朝廷和民间的一部分士大夫,联系时政,评论政治,反对宦官和外戚,写了大量的政论时评,席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
东汉中期的王符,出身寒门,为人鲠直,不与俗世相沉浮,终身不仕,以“潜夫”自号。他的《潜夫论》批判了京师贵族的奢侈糜烂的生活风气,衣服华丽,车马高大,饮食浪费,门第辉煌,竞相比富,蔚为风气;批判了当时渐渐形成的士族和门阀制度,社会矛盾开始转变,细族和豪族的斗争开始政治化。
汉末的仲长统,风流倜傥,敢于直言,不拘小节,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狂生”。他生活在建安时期,汉朝已经名存实亡,因而他的思想更为解放,批判更为锋芒。他的笔触,一样伸入各个社会环节,或者批判门阀制度,或者批判外戚宦官,或者批判贵族的奢靡,或者批判图谶迷信。不过,仲长统的目的并不是去力挽狂澜的改造这个社会,而是早于陶渊明建立了一个桃花源式的社会: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樗之下,咏归高堂之上……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人生,不可能在现实中获得彻底的实现,它有点像孔子的生活理想,目的当然是为了避世,不过,社会基础不同,仲长统的理想是建立在东汉末年的庄园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乱世,一些士人决心不再为帝王效劳,不再把自己的价值实现在帝王的身上。这一部分人,疏离了政治,淡薄了国家意识,强化了个人意识。他的生活理想,开了后来魏晋时期士人的生活风气。
与仲长统同时的蔡邕,博学多才,文章的清丽典雅,并不能掩饰他对社会的强烈批判,他的批判更严厉。他建议废除东汉以来各个君王的庙号,对东汉中后期的政治加以否定;他撰修的东汉国史,被称为“谤书”,遭到焚毁。在批判时政的同时,他依仗文采,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写了很多碑文,文章极尽夸张和虚饰之能事,因而被称为“谀墓”。
蔡邕的身上,也体现了觉醒的个人意识,东汉末道德的沦丧;他似乎认为自我放纵才能体现他的价值,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狂人,可以率性而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没有应有的清醒态度和理性的精神,书生义气太浓,为了所谓的知遇之恩,竟然在董卓暴尸街头之后,在那具肥胖的尸体面前哭嚎了几声,难道是学习蒯通哭泣韩信么?"抚尸痛哭"经常是一件导致杀身之祸的危险行为,可惜王允不是刘邦,他没有刘邦的度量和城府,他不会让一个亲近政敌的活在世上。或许蔡邕只是一次玩火,自己的德高望重能够摆平一切,太天真,太相信自己。
蔡邕没有机会了,我想,在他引身就戮的一刹那,会在心里大声呼喊:我虽然没有机会为你王允立传记,但你的千古恶人的形象必定会被世人广泛流传,永远生活在世人的口诛笔伐中。当然,他的天谴式的誓言并不能得到实现,因为,历史的评判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好恶而改变,对于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王允的举动,毕竟有他的历史进步性,历史不会偏向蔡邕的一边。
蔡邕又叫蔡伯喈,明代有一出《琵琶记》的南戏,说的是蔡怕偕中状元后,不认发妻赵五娘,另外娶了丞相之女,这摆命是诬陷古人。东汉时根本没有状元,也没有另娶丞相之女这回事。对此南宋陆游曾感叹系之地说:“身后是非谁管得,隔村听唱蔡中郎。”也算是为他平了反罢。
东汉以降,迷信思想和图谶之学在光武帝的宣扬下,大为盛行,但遭到了正直人士的强烈反对,率先起来反抗的是桓谭。他一再上书光武帝,废除谶纬之学,言辞激烈,以至差点遭到杀身之祸。不久,出身寒门的王充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抨击了官方的宗教化和庸俗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了天人感应的学说,倡导了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击破了虚妄的迷信说法。在地方上,道家思想也泛滥成灾,尤其是陕西南部和四川的部分地区,很多人信守“五斗米道”,最终形成了东汉末张鲁的割据政权。黄巾起义,领袖张角等三兄弟也是以宗教组织“太平道”的名义号招起义的。统治阶级宣扬的迷信思想非但成为麻醉人民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人民反抗专制的有利武器。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这是东汉末年的民谣,讽刺了宦官当政时期的人心不蛊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
大臣李膺作司隶校尉时,猛烈惩办宦官,使宦官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后来他又斩杀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张成,名望增高,士人与他交游被人们誉为“登龙门”。宦官怀恨在心,诬告李膺等与太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政,并将他们定为“党人”,逮捕后判处终身禁锢,永不录用。
几年后,宦官再次以朋党之罪逮捕社会正直之士,并扩大了禁锢的范围,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李膺等一百多人遭受酷刑,惨死在狱中,历史上称之为“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的打击是惨重的,朝廷内外官职几乎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国家陷入了空前的腐败。从此,东汉一蹶不振,并很快导致了黄巾起义。那些残留在社会上的清流之士,纷纷躲避江南和陇蜀之地,文学创作处于低谷。
民间文学开始盛行,出现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的乐府诗,与此同时,文人的五言诗创作也小有成绩,出现了后来人编选的《古诗十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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