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无疑给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同时新诗的出现也给诗歌的“两化”赋予了更新、更广、更深的定义，在早期白语诗中均存在这一看法。
实现诗歌大众化的不完全脱离诗本身共有的特殊属性，这就是刚刚羽化的、稚嫩的早期新诗雏形。作为当时的白话诗其节奏、韵律、音乐感都是完美统一的、共存的、相互的，要求较现在的新诗要严格一些，但与一度流行的旧体诗要求就宽泛了许多。
“五四”新文学运动，诗歌革命不外乎是一场诗歌大众化的革命。因为，文学的基础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上的；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如何服务大众。对于古老、守旧、死板的艺术要更为新鲜、灵活、不拘一格的文学样式。如诗歌大众化的前驱——刘半农前辈在这方面就实现得很好。
在新诗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要求诗歌大众化的同时我们也要提倡诗歌个性化。当然，诗歌个性化不外乎就是诗歌的语言、构思、切入点等几个方面都要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代表性和开拓性。
写诗好比学习书法，在效仿的同时不能完全依照他人的风格来表现每一个字的艺术效果。当然，我不是不提倡借鉴，但在借鉴的基础上要有独特的见解和创新。
以前，很多朋友看了我的作品都会这样问我：审严，你的作品能不能写开心些？！其实我尝试过，也很想以开心的方式来完成每一件伤感的作品，可就是做不到，也许这就是我太“个性化”的缘故吧；当然，这也是我作品不够“艺术”的直接原因，反过来以开心的方式去实现一件伤感十足的作品真能写出伤的程度、痛的深度、恨的尺度？？不过，我不完全否认乐境中写哀！
诗歌个性化的另一个方面则表现在诗歌的艰涩与含蓄。对于这种诗歌个性化的语言与内涵不一定是件好事。如“诗怪”李金发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诗歌的直白、含蓄要求适度。过于直白则愈平庸，过于含蓄则愈晦涩。这样的作品似乎有违诗歌大众化发展的前提。当然，个性化的诗歌它本身不属于直白或刁钻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