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评价古人，最容易用道德批判在刻骨贬损之余获得一点现代人的尊严。我们以前骂孔子，批判秦始皇，皆如此类。我们又往往假借单纯的“生产力”的标准，将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欣赏的英雄打入另册，将他们的对立面说成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大唱赞歌，如评价岳飞与秦桧。是历史错了还是我们错了？《史记》里对皇帝贵戚与草根名人的记载，留下一个最好的评价范本：以人性的标准，注入充沛的感情；包括楚汉相争的失败者项羽，刺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秦始皇的荆轲。这似乎并未妨碍司马迁的公允。什么是人性的标准，说到底，还是归结到评判者的道德良心和学术眼光。我们今天要超越司马迁，我觉得还是很难。
比如，《南方周末》程亚林《品得不公——易中天〈品三国〉指瑕》一文，写道：《品三国》扬曹操，抑祢衡，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气味；《品三国》说祢衡被杀是“咎由自取”，是为黑暗社会中特别恶的专制统治者寻找滥杀的理由，是对被滥杀者落井下石、掘坟鞭尸。
其实，像易先生那样以为历史是胜利者说话的人大有人在；像祢衡，许多人眼里，就是一个会骂街的书生。这里先列一篇奇文与读者共赏。在这篇陶醉生（红袖网友）写的《祢衡式的文人》里，作者认为祢衡“此人不过一粒鱼目而已；众人觉得他是精品文人的典范，笔者却认为，此子不过是次品文人的代表罢了。”进而推论“祢衡式的文人也许有着不可抹杀的文学成就，但是论起品行见识，他们只能算是一群宵小。”
作者首先揭祢衡的“家底”：“从祢衡的代表作——《鹦鹉赋》来看，这也只不过是个人情感的小文章，算不得安邦定国的大手笔。”这一招旨在先否定祢衡的文学才华，让他的狂妄没有了骄傲的资本。祢衡有没有文才，在程亚林里文章里是这样一番表述：孔融称赞他“淑质贞亮，英才卓烁”，过目过耳不忘，“见善若惊，疾恶若仇”，都是社会需要的品质和才能；击鼓能“音节殊妙”，“声节悲壮”，让听者“莫不慷慨”；为文能“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须臾立成，辞义可观”，为人推重；急就的《鹦鹉赋》更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识读碑文，也“一览”不忘，叫人“叹服”。这当然可见仁见智，不过，有他的著作摆在那里，倒不是问题了。只不过陶醉生的文才标准，非得要“安邦定国”才算好文章，就似乎有点问题了。我们要知道祢衡还很年轻，被杀时才26岁，他的才华还来不及充分展示。就算祢衡没有丝毫文才，他就不能以高傲的姿态睥睨王侯、笑骂权势了吗？面对侮辱与损害，是否就只能一忍了之？
陶醉生又以为祢衡“摇唇鼓舌，说人论事，则全是人身攻击，出口成脏”“对曹操手下一班文臣武将的评论，尖酸刻薄，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之能事，客观地说，这些都是无凭无据、信口云云罢了”。我倒觉得是作者在信口了。我们还是看看程亚林的分析：祢衡对曹操，一贯持鄙视、憎恶态度，但也只按当时惯例，在与人议论时有过批评言辞，并未超常规地主动当面开骂，后来当众裸立、开骂，是因为曹操“图欲辱之”，故意降格录用他为“鼓史”，还企图在盛大宴会上用所谓必须换装来当众侮辱他；对刘表，他很谦恭，“自结于表甚至”，“称表之美盈口”，使“表悦之为上宾”，还重用其才，“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之所以被“疏而逐之”，是因为苛评过刘表身边的人，他们将他没有说过的侮辱刘表的话强加在他头上，而“表不详察”，在这里，他是栽赃诬陷和偏听偏信合谋，共同制造出来的被迫害者；对黄祖，他很敬业，所写公文，十分得体，将黄祖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还与黄祖的儿子特别要好，被杀，是因为骄傲、行为出格引起了误会。有一次，一时兴起，回答黄祖问话时突然学起了汉武帝宫廷中的东方朔，使用“俳优饶言”，也就是喜剧演员插科打诨、唠唠叨叨的语言，黄祖误以为是骂他，就叫左右“拉而杀之”。这里，他根本没有骂人，完全是被误杀。《后汉书·祢衡列传》才说他骂了人，不过，也是在黄祖骂他之后，场合是黄祖“大会宾客”的时候。据说，他出言不逊，黄祖感到羞愧，就骂他，他则盯着黄祖说：“死公，云等道？”意即“死老头子，为什么不许说话？”这也很可能是引用戏剧中的语言继续开玩笑。直到黄祖大怒，叫人审问，并准备用槌子打他，他才开骂。骂谁，骂什么，都不知道。黄祖再一次被惹怒后便下令杀他。加上主管刑杀的官员与他有宿怨，立即执行，他才送了命。后来发生的事情是：黄祖儿子闻讯，鞋子都来不及穿，赤足跑来相救，但为时已晚。黄祖也很后悔，“乃厚加棺殓”。这里，他仍然不是主动骂人者。被杀，依然与黄祖专制、粗暴、残忍、一念之差以及小人挟私报复有关。（以上文字参考或引用《南方周末》2007年11月3日程亚林《品得不公——易中天〈品三国〉指瑕》）
可见，祢衡的还击，是为了维护自己读书人的尊严；虽形式极端了点，似乎有点“不识抬举”，但有那样的胆量和锋芒，又是那样的执著和坚定，结果却如此下场，怎不叫人扼腕叹息！曹操、黄祖之流当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他们也代表着极权下的专制性格：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自私，磁暴，残忍。祢衡着力反抗的，正是他们身上流露的这种流氓军阀气息；他以荒谬的形式反抗荒谬，极端的形式反抗极端，成了一枚插入专制者眼里的钉子。一个在专制者野蛮的威严下，敢于以自己的脑袋去向权力的刀锋讨要尊严、较几回真的人，也许不算英雄；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还要去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这究竟是怎样的悲哀和另一种残忍啊！作者将祢衡写得如此不堪，也就将黄祖那卑劣的杀人动机美化成冠冕堂皇的理由了。我不知道，究竟该作者感激黄祖，还是该黄祖感谢作者了。

除了陶醉生的文章，还有很多类似的挞伐文字。祢衡想不到生前自己一张利嘴，竟然得罪了一千八百年后的人们。我想不是古人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态出了偏差。一个优越的现代人，以一种轻视而看似深刻的笔调露骨地嘲讽这权利的牺牲品。我想，一些人该是很看不惯祢衡的吧。他们就站在历史的胜利者的立场，高高在上，看着一个单纯的书生，清高而狂妄地在那里指指点点、“不知天高地厚”地嬉笑怒骂，他们甚至比那些权势者还要生气，还要愤怒。奴才是最痛恨别人没有奴才相的。
其实，祢衡就是某个时候的我们自己。谁没有青春年少时，谁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