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与“廉”，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前者于私，后者于公，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道德规范的基石。二者珠联璧合，从道德的角度，为我们做人做事明确了一个基本的行为准则。
孝廉作为一个并列词组运用，最早要推及汉代的举孝廉制度。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以此来选拔官吏。这实际相当于后来的科举制度，因此后世的明清时期也将举人称为孝廉。有汉一朝，尤其是在东汉，举孝廉是求仕进者的必由之路，举孝廉者往往被任为“郎”。汉时，孝、廉属两个科目，汉以后隋以前，孝廉合为一称，州举秀才，郡举孝廉。举孝廉制度与科举制度的相同之处是任人唯贤，不同之处是一个重道德品质，一个重聪明才智，与现代的推荐制和考试制类同。
《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古人对于“孝”“廉”美德含义的这一界定，其内核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时易道更，用当今社会的道德观对其进行合理的诠释，也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对“孝”进行考量，我们不难看出，它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古人很看重孝道，《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在《礼记》里，曾子给“孝”下了这么一个定义：“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历代统治阶级极力推崇“孝”，原因很简单，“忠”“孝”一体，“孝”的延伸就是“忠”。这是统治阶级手中的法宝。要维系封建集权统治，必须要求臣民绝对“忠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要维系家族宗法关系，最行之有效的法宝，则莫过于“孝”了。试想，家庭伦理中不能尽“孝”，君臣关系中又如何能够尽“忠”？因而，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鼓吹孝道，将其泛化和法制化，一方面十分注重树立“孝悌”典范，小有善举，便极力推举，使其事迹得以彰显；另一方面对犯有不孝之罪者给予严惩，列为不赦之罪。统治者的如此举措，也的确收到了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其统治的特殊功效。因而不管朝代怎样更迭，其对“孝”的推崇却是有增无减。
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孝义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倡导孝道，从社会角度说，其主旨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它剔除了强制性色彩，完全依赖于人们的自觉行为。从家庭角度说，是建立在人伦关系的自然之义上，子女报答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孝顺成为为人子女者共同的行为准则，不孝为人所不耻。而“孝”的标准，也不再是简单的“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而应该扩展到全社会的尊老爱幼，亦即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社会生活中真正造成一种淳厚的民风。虽然现实生活与这个目标尚有相当的距离，但至少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认同了这一点。
“廉”就是清正廉洁、无私奉公的品格，它向来被看作“仕者之德”。人性趋利，自古而然，这种趋利的本性就可能导致权力在握的封建官吏贪赃腐败。“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封建统治者认识到官吏腐败对自己家天下将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因此，他们在制定能够对官吏起到震慑作用的法律条款的同时，更注重对官吏的教化，使官吏能够以清正廉洁自律。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儒家，更是从“政者，正也”的立论高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为官、为政的原则和规范，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儒家廉政思想。通过科举入仕做官者的读书人，自幼饱受圣人思想的熏陶，也大都怀着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恪守“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的基本道德。因而，虽然数千年来官场腐败在所难免，但倡廉反腐仍是吏治的主流，至少是在仕人心目中它仍是高尚的品行。被后人诩为包青天的北宋进士、曾任开封知府的包拯在他的《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平心而论，一些封建官吏在廉洁奉公方面的道德情操，足以使我们现今许多的“人民公仆”汗颜。
从以上辨析我们不难看出，“孝”与“廉”本属两个不同的道德范畴，孝者是否廉，廉者是否孝，并不互为前提。笔者将其并论，意在说明这样一个做人的道理：事亲必须尽孝，为政必须清廉，缺一，就不具备完整的人格。而且不仅如此。因为孝易行而廉难达，在倡导“孝”“廉”并重的前提下，更应该加强我们每一个人在清正廉洁方面的素质修养。
从历史实际情况看，孝者不一定能做到廉，但廉者一定是孝的。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既是一位孝子，更是一位廉臣。身为明室重臣，集兵部尚书、辽东巡抚等大任于一身，能够操纵的银两何止千万金，但他却从不染指一文。在老父病故，欲从边关归家吊唁时竟身无余资，不得不向同僚暂借盘缠，其廉足见一斑。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领导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素有孝名。鸦片战争失利，清庭归罪于他，革职发配伊犁。告别父母妻儿时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联抒志。笔者日前有幸参观其故居，为其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得失的凛然大义所感，写下了这样一首五言诗：“禅寺未礼佛，斯来拜林公。身家祸福轻，社稷安危重。铁肩担道义，豪气冲天穹。莫笑余草芥，耿耿此心同。”
而今，时代已经前进，但理应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中华“孝”“廉”美德却未必就与时俱进了。“孝”且不说，“廉”风日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看看我们的监管机构，有了纪委、监察局还不够，必得再设反贪局什么的，不就说明了问题吗？报刊媒体经常有某某高官因贪污落马的报道，公布的数字动辄几百上千人受处分，大有层出不穷之势。孟子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笔者认为，根除和遏制贪风，仅限于法律和制度是不够的，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就是要在全社会，尤其是在我们那些掌握着一定的权力的人群中间，倡导道德修养，坚持廉洁为本，注重操守，自省知弱，经常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修正自我，真正做人民的公仆。
最后，请恕笔者再赘言几句：孝感是孝悌之乡，“二十四孝”有其三，不仅因孝得名，而且全市上下都把发扬光大孝文化作为立市之本，孝道蔚成风气。我毫不怀疑，作为孝感的市民，我们每个人是能够尽孝的，但作为“人民的公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