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辩论”，并不是平时所谓的争辩、争论，而是文革期间最流行的斗争形式——批斗，也就是把被认为有错误或有罪的人，揪到会场，由与会者进行批斗。这批斗，分为武批和文批，还有就是文武结合，即：在文斗的同时夹杂着武斗，比如在用嘴批判的同时，加上殴打和辱骂。所以，一到村里要批斗谁的时候，人们就说“要辩论谁”了。
被辩论的对象，一般是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但是，我们村没有地主，只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老太太，但她年纪是太大了，“辩论”的时候，谁也不忍心动手，不过是站在那里听着人们批判。还有一位在外村教学的教师，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他是我的一位远房祖父，也是文革中被“辩论”的对象。真正有点历史问题的是泽霆爷，他在民国时期当过河南省唐县政府的第一科科长，也当过沧县高川区的区长。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每次比较重要的“辩论”会都少不了他。其实，造反派们并不知道，泽霆爷真正要命的地方并不在这儿。后来，我曾经查过一个资料，发现他还是日本人占领时期的“新民会”的会员，区自治所的指导员。新民会可是真正的汉奸组织，“自治”是日本人在华北搞的分裂中国的活动。不过，泽霆爷人缘很好，威望挺高，批斗的时候，人们也不忍心动手，顶多是站在那里撅着屁股猫着腰。有一次，他被公社集合，同其他村的批斗对象一块儿到各村游街。途中，公社的人叫他替走资派背一个由树身子做成的刘少奇的雕像。那雕像是枣木的，重的很，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那里禁得起这个？没走两步，就累得大汗淋漓。在群众队伍里的一位叫李西波的，是泽霆爷的本族侄子，他竟主动上去替泽霆爷背那雕像。不过，公社的人也没有说什么。这三位是村里固定的“辩论”对象；另外，就是一些“反革命”和“坏分子”了。因为这两种罪名可以随便安，看谁不顺眼，就安他一顶“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帽子，随时就可以进行“辩论”。所以，以这种罪名被批斗的人就特别多，而且，是今天“辩论”这个，明天就换了人，又“辩论”那个了，甚至连偷个瓜，摸个梨的人，都有可能被揪上台“辩论”一番。有一次，一位姓刘的妇女偷了生产队的几个玉米，被看青的人翻出来了，结果，就被押着，脖子上挂着那几个玉米在村里游街；游街完了以后再进行“辩论”。先是有群众揭发，然后是自我检讨，台上一边讲，台下一遍呼些“坚决打倒”“不认罪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一般说来，被“辩论”对象是不敢不认罪的，不过也有例外。村里有位姓苟的人，过去在衡水工作，不知犯了上面罪，被遣送回村他自然少不了被“辩论”，而且，连他儿子也受牵连，被揪到台上批斗。他的儿子不服，竟然同批斗的人争辩起来。村干部威胁他，要把他送公社，他居然说了一句“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弄得人们都笑起来。当然，最后，他仍然被五花大绑的送到了公社办学习班。
这期间，我们村出过一件最大的事件。我的一位远房伯父与同是李姓的村干部平时就有矛盾，文革中自然就成了冤家对头。远房伯父成了“辩论”对象。他十分不服气，辩论会上，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曾经大声怒吼“我要是服了你，我是你娘养的！”这样的态度，自然不会轻易罢休，结果，这位远房伯父最后还是在村外一棵枯树上上吊自杀了。我们曾经去他自杀的地方看热闹。人已经被放下来了，静静地在地上躺着，一群人围着看。他的几个女儿也在那儿，大女儿眼里一滴泪也没有，并且说：“甭管他，他活该！”那时候，子女们是必须要同被批判的父母划清界限的。
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这些孩子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在学校里，也经常开个“辩论会”什么的。又一次一个姓田的学生与姓李的同学干了起来。田姓同学的父亲是村里的批斗对象，而李姓同学的父亲是村干部，被批斗对象的孩子与村干部的孩子打架，那还了的？结果，在老师的主持下，对田姓同学进行了一次全班“辩论”，我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喊些“打倒田某某”的口号。
你不要以为“辩论会”的气氛是沉重的，愤怒的，当然，心情压抑的人是有的，比如被批斗人的亲友；但大多数人心情并没有那么沉重，反而是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参加“辩论会”的。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书读，除了干活吃饭，还能干什么？所以，参加“辩论会”，其实就是凑个热闹，因此，批斗会上经常笑声不断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