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陷入了一个刻意设计的圈套当中而不可自拔。为了在经济上赶超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的欧美大国，同时也为了坐享其成，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宣扬出一种虚伪高调的价值观,生命不息啊奋斗不止呀，丝毫无视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这种虚崇的价值观的笼罩与愚化下，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却浑然不觉。
日前看到《南方都市报》上一则新闻报道，更坚定了我的上述看法。该报道称，日本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二季度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不看下文，那些好大喜功的官员应该引以为豪了吧。可是记者好像很不给这些官员留面子，紧接着，笔锋一转：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
看到这则报道，不知那些政要权贵作感想呢？我想，他们未必不会欣欣然吧。你记者有报道的自由（虽然是相对的，而且还是有限的），我也有选择的自由——我可以选择性的陶醉，选择性的欣喜，反正这个人均数字并不影响老子的“仕途经济”，上面在意的只是一个GDP总数。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能拍手称快弹冠相庆呢？其它的，对不起，全当我眼瞎了，没看见。
可是树大招风，不少经济学家又出来说话了，中国人均GDP还比较低。甚至有人提出，要尽快提升人均GDP。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安抚大众情绪的一种说法罢了，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最不能谈的就是“平均”二字。如果这个数字是平均在每个国民的腰包里，那么即便这个人均排名再低，大家也是喜闻乐见的；可问题是，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尖锐的贫富对立之上。
这就好比说，中国一个富人独自占有了99套房子，其余99个穷人却只能蜗居在一套房子里。可是突然有媒体说，我们中国人民人均每人一套房子。倘若不明就里的人或是地球村那边的同胞看到了，他们或许会说：“呀，你们看，中国人多幸福啊，小日子过得多滋润啊，平均每人一套房子——我们这边好多人还没有房子呢！”那么，这样的“人均”又有什么狗屁意义呢？
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方略。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看到，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里面不仅有资本家，还包括了大部分的官僚阶层；但是另一部分人却一直倒在贫困的泥沼里爬不起来。社会上遂有“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的称呼。那些热衷于吻GDP的官员似乎忘了，当年邓小平总理对改革开放的论断中还有另外一句话：改革开放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改革开放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阶级对立，那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失败了。
可是我们看到，尖锐的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已经形成：当我们在网上看到那些5，6岁的孩子在给别人当洗脚工，而服务的对象却是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富二代”时；当我们看到在同一座城市同一片天空下，同一个校区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被一道无形的隔离带分开，老死不相往来时；当我们看到一些人靠着权力寻租在短短数年时间就积累起亿万资产，而另外一部分人却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甚至不能享受低保时；当我们看到我国GDP连续22年增长可我们的劳动报酬却一直下降时；试问，这样华丽的数字究竟有何意义？我们的忙绿却又是为何？
无数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劳动者就是那头被蒙上眼睛的驴。为了追求一个数字，强迫他们忽略自己的情感，忽略生命的尊严和价值，而到头来，一辈子辛苦却连座房子都买不到，却永远在“共同富裕”的迷梦中，痛苦而乐观的活着。当我们是草的时候，人家是羊；当我们是羊的时候，人家是老虎；当我们是老虎的时候，人家却成为武松了。我们似乎一直面临这样的尴尬和困局，试图追逐别人，却总是越追越远；试图学习别人，最后皆在形骸之外。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GDP的局限性。在他们看来，这种单纯以数字为标准的GDP已难以衡量出一个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GNH（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当中。“老虎”们都立志去做“武松”了，我们的“猴子”从树上跳下来，探头探脑的左瞧瞧右看看，然后沾沾自喜地对众人宣布说：“从现在起，我就是大王了！”其结果是，GDP上去了，环境的质量下去了；经济发展上去了，社会道德沦陷了；少部分的财富上去了，全国人民的幸福感不见了。如果社会的发展要以牺牲全民的主观感受和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代价，那么这个GDP无疑像“鸡得屁”流出的秽物一样，肮脏不堪，我们大可不要。
我认同叔本华的论断：人生以快乐为目的，并以充分实现这种快乐为人生的最大价值。盖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于财富得多少，而在于生命每一刻的愉悦感。社会应当呈现的是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个体，只有这样，生命的价值和尊言才能得到彰显。某些人实在没必要鼓励大部分人牺牲个体而成就自己的一己虚名；大部分人也不必整天在这虚伪的高调中劳苦终日无所适从。慢慢走，欣赏呵才是正理。毕竟，只有建立在人民幸福感基础上的GDP比较才有真正的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