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3日，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博客中发表了《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一文，鲜明地提出希望铁路春运票价上涨，并认为正是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每日经济新闻2月5日）。
专家真不愧为专家，他们看问题的眼光就是与常人怪一些，分析问题的角度也是与常人刁一些，解决问题的思维更是与常人不同一些，发表的宏论更是与常人另类一些。按我等普通老百姓的眼光来看，春运一票难求是因为在这期间铁路运力严重不足，是供求失衡而导致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应该是加大铁路运力；第二，科学调度、合理安排；第三坚决打击黄牛党；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堵塞铁路系统内部火车票“跑、冒、滴、露”的漏洞。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但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一番宏论让我在茅塞顿开的同时，也让我感到自己的浅薄，感到自己的无知。是的，把铁路春运票价来一个大上涨，最好让它翻几番还转个弯，涨到一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仅仅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票。那么，纵有千般的思乡意，纵有万般的想家情，绝大部分农民工就会放弃回家的打算，春运一票难求的困境立马就解开了。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理解不了，这么快捷的办法，我们普通老百就是想不到，难怪到了接近“知天命”的年纪，却仍然成不了专家？看来从此以后，我们确实要转换思维方式，转变思维观念，多用些“逆向思维”，多用些“另类思维”，这样就没有想不出来的办法，就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也就不愁成不了专家。
但是，我仔细一想，又总觉得茅专家的这番宏论有些不妥，感觉到有点象是越拉肚子，越吃泄药。试想一下，中国作为一个受儒家文化浸染了几千年的国家，家的意识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与生俱来的，家的情结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浓得化不开的。无论走多远，家人永远是游子心中的牵挂，无论走多久，亲情永远都萦绕在游子的心头。几千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是：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千万里、千万里，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中国春运的主角，——农民工们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也是为了让家人能够生活得更好，让亲情能够更牢。所以除非是万不得已，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到春节时，无论多远，无论多累，也无论车票多贵，他都会想方设法回到自己的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调高春运票价，也不可能控制农民工的返乡之心。这是一个刚性的需求，这么多的农民工要返乡、要回家，而春运期间的运力又只有那么大，春运的火车票不成为紧俏商品才怪呢？那金灿灿、明晃晃的真金白银不引来“黄牛党”也是怪。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是把火车票大幅上调，让一部分农民工因为买不起火车票而放弃回家的打算，也会只有一少部分农民工会留在打工的地方过着没有亲情、没有温暖的春节。大部分农民工还是要回家过年，春运火车票紧张的局面也不会得到根本缓解。那些活跃的“黄牛党”还是会照样活跃，甚至还会因为火车票上张、赚头更多，利润更大，而更加活跃，把不很紧张的火车票炒紧张了，让那些返乡的农民工成了冤大头。
而如果真的因为火车票大幅上涨，大多数农民工都因为心痛钞票而放弃回家的打算，放弃与家人团聚的念头，那实际上就是让亲情为火车票让路，让温馨给钞票埋单。对农民工的家庭来说是不道德的，对农民工的心理来说是一种折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俗习惯都是一种伤害。会改变我们长其形成的社会心理、社会风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笔者认为：茅于轼先生的一番高论确是丫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不为回家发愁，自己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乐趣，却主张铁路春运票价上涨，这样的经济学家是经济性太强，人性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