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韩非子的文章有些不受社会的欢迎。即便没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谈儒者众，言法者少。不仅因为儒、墨仁爱之学温婉圆润，还由于仁义道德倾向于树立人的理想，提升人的向善之心。相反，韩非子言词峻峭苛刻，犀利如刀，其锋芒所及，直让人感到后背有着阵阵寒意。郭沫若说：“韩非子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头脑异常犀利，有时犀利得令人可怕，我们读他的《说难》、《难言》，那对于人情世故的分析是怎样的精密。”在韩非的言语里，你读不到虚假的伪善，空泛的仁爱，字里行间暗藏着机谋，闪烁着智慧，充斥着霸气。
韩非著《说难》，意在劝说游说人主的知识分子如何恰到好处地揣摩准了人主的心思，但读完全文你却明显感觉到人际的刻薄与寡恩，世事的苍凉和艰难。他说，人主“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矣。”这话改成今天的白话，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在厚利与名望之间，无论游说者如何摇唇鼓舌，人主都将认定你是个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的小人。然而，暗地里人主又实实在在的采纳了你的意见。在中国，在官场，如何说话早已是个大问题。“人主之患（毛病）在于信人。信人，则制（受制）于人”。个人的信用，很可能正是他人利用的对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墨子讲的“兼爱”，也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人的本性归根到底是趋利避害的，行为的最根本驱动力是利益，而不是道德。“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他在《备内》中说：“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舆字指古时车中装载的东西，后泛指马车。韩非子的这段话意思很清楚——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不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而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推演到君臣父子兄弟，甚至夫妻关系，在利害得失面前同样充满着敌意。夫妻关系不是骨肉之亲，“爱则亲，不爱则疏”。他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回来。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
利字当头，仁义道德不过一块挂在店门口的招牌而已。
因此，墨、儒的仁爱礼教绝不可能建立起逾越这种薄情寡义的社会机制，良好的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商鞅、申不害、慎到他们在老早以前就说过的法律、谋术和权势的基础之上。所谓：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严刑峻法方能使民不敢为不妄为，所以刑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民之术”。“废法弃用则民妄为，民妄为则奸邪生，奸邪生则政道乱，政道乱则国灭矣。”韩非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方：火的外表很严酷，严酷到人们不敢接近，便少有人被烧伤；水的外表很柔和，柔和到谁都想沉溺其中，世间便多有淹死之鬼。冰与火的哲学，不是真理，也差不多接近真理了。
韩非是前人法治理念的集大成者。有人评价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露骨地毫不掩饰地详尽研究阴谋权术的人。有趣的是，性恶论向来为人们所不齿。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讨论仁义、博爱，一旦涉及人性的丑陋与卑微，就会欲说还休，遮遮掩掩。从一点看，韩非，这位身材瘦小自幼口吃的年轻人，便也完全具备了孔子说的“勇者不惧”的浩然之气了。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发挥到了极致，认定运用“法、术、势”三大法定，应该像官吏掌管马车一样，缰绳必须始终在自己手上，道路坎坷，可能颠沛，但只要驾驭技术精致，就一定少有倾覆之险。这驾车的技巧只能由领导者一人掌握，不可外传。像他的老前辈老子说的：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在韩非子的理论框架下，韬光养晦之术，玩人于股掌之上，成就了古今无数的阴谋家。法术势三者当中，势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权势如同斧头的把柄，应该牢牢把握，才可能显示领导的权威，做到令行禁止。领导者如果威望丧失（主失其神），奸臣就会步步紧逼（虎随其后）。领导对此如果不了解（主上不知），凶猛的乱臣贼子便会伪装成一条忠实的狗（虎将为狗），君臣关系的实质是虎狼关系。君王的绝对权威不可动摇，哪怕他是昏君，臣民也不得冒犯。这是统治的需要，也是统治的技巧——政治无所谓审美，它是丑陋的。
悠悠华夏，五千年文明史，法理与道德，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成为人们永远探求的对象。韩非的法术与儒家的礼教是对立的。在韩非这里，“礼义”几乎一无是处。我不禁悬想：几千年来，流淌在我们民族血脉里的精神血液何以至今还是那样鲜亮？应该讲，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应成为一个民族永恒追求的理想。没有这理想，人类便很可能混同于禽兽。但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易中天语）。如果说善恶是人性的两面，那么理想与现实便是人类社会的两面。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既要孔孟的仁义，也要接受韩非的真实。
韩非是伟大的辞辩家，也是一位聪明的法治执行者；他用舌尖推动着秦帝国虎狼一般的军队从中原大地上呼啸而过，也同时注定了他是历史悲剧的主角。即使不为李斯所害，韩非也一定死于自己设置的严刑峻法。对于这一点，韩非自己似乎有过一种预感。他在《和氏》一文中论及吴起、商鞅变法后的命运时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肢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韩非子提倡严刑峻法，刻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