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三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搬到了校外住。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个社会较底层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大学是在江北的一个老区，我租住的地方也是在这个老区。习惯上我们可以称它是老浦口，因为老浦口就是指浦口火车站及其附属建筑和东门镇。
沿着东门的左所大街和左所后街，矗立着几栋徽派风格的建筑，虽然历经沧桑，早已断壁颓垣，但在那些白墙灰瓦之间还似乎能依稀看出这里曾经的繁华与喧嚣。
只可惜时代的发展仿佛巨大的车轮，碾压过后的，只剩些文物的残骸以及支离破碎的记忆。
左所大街上有一个总高五层的小楼，小楼有三个单元，我租的房子就在中间单元的三楼，房东是一位50岁左右的女人，她告诉我，我住的房子对面也是她家的，只是现在还一直空着。
转眼一年，也就是我上大四的时候。对面的房子也出租出去了，住进了一对老妪。后来才知道这对老妪其实是母女。对于这一对老妪，我并没有太多观察。偶尔在路上或是单元楼道里遇见，却从来没说过话。女儿患有类似半身不遂之类的并，走路的时候有半个身子不太利索，踉踉跄跄的。也是过了不多久，母亲就不在这住了，只是偶尔过来看看。
第一次和对面的这个邻居接触是在她搬来大约一个半月的时候。那天天气还算晴朗，我洗好衣服后正在晾晒，谁知晾衣服的绳子恰巧断了。晾衣绳原是拴在两个出租房阳台的栏杆上的。所以我不得不麻烦邻居老太了。
说实话，开始我心里对那个老妪还颇有点排斥，她不爱说话，买次在楼道里和她撞见，她总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两只眼睛鼓鼓的一直盯着我看，直到我走远了，她才开始步履蹒跚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那么有节奏又那么不慌不忙。每每看到这个场景就总让我联想到香港早期的一些恐怖电影。
我大了一下单子，拍了拍老妪的房门，许久都没有回音，我估摸着她坑能不在家，正打算离开，那房门却毫无征兆的突然开了。她略佝偻着背，左手还保持着开门的姿势。两只眼睛依然那样将之地看着我，没有语言。但我可以看出她心理似乎存着一点点的防备和一点点的慌张。于是我微笑着说明来意。她听后，脸上依然没有表情，只是嘴里说了一些话。我本对南京的一些方言听不太懂，再加上她口齿也不是很清晰，，所以我几乎是一个字也没动，但她明显让开了身子，并且也没有把我轰出去的意思，所以我就进屋了。
房子比我租的还小，家具业十分简陋，但却摆放的整整齐齐，东西也都干净整洁，并不像我想像的会是一塌糊涂的样子。老妪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一直站在能看到我的地方，眼神僵直。我匆匆把晾衣绳拴好，就离开了。
她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就靠着一些微薄的救济金，每个月几百块，租房子就要花去三四百块，也就剩不下几个钱了。每天她都拎着个水桶到一楼的院子里的那口井打水，用来做饭洗衣服，却从来不用自来水。也许是因为自来水收取的那一点点的费用。有时我的确很难理解，自来水并不贵，况且她行动不便，每每打水的时候都显得异常艰难，可她的这个“传统”直到现在还沿袭着。
老妪没有子女，或许有但从没有来看过她，但我宁愿相信她没有，因为我不想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看的那么丑恶。
东门这有一个风俗，也许整个南京都这样。就是每当有老人去世的时候，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就会请一伙乐队支个台子唱歌、跳舞、吹吹打打演小品。附近的邻里也都会来参加凑热闹，意思是让老人快乐的离去。而每次有这样的活动时，老妪都会来参加。一个人拿着小凳子，在人群的边上坐定，但无论乐队表演欢乐的还是悲伤的，她都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一直到表演结束，她又拿着小板凳蹒跚着，孤独的消失在人群里。我猜想着，也许她只是过于孤独，只是想在一个人多的地方坐着，无关乐队的存在，她的世界是安静的；也或许她真的是来看表演的，因为她知道自己终究有那么一天离开，而离开的那天可能没有属于自己的乐队，所以尽可能的在有生之年看尽这繁华与热闹。
过几天我就要搬家了，我打了房东的电话，告诉她另租别人吧。房东忽然问我：“对面屋子还有人住吗？她已经半年多没交房租了！”我实话实说：“有吧，我还经常看到她。”房东忽然变得很气愤：“她如果再不交房租，我就把房子收回去，你再看到她的时候，麻烦你告诉她一声。”
我终究再看到老妪的时候没有告诉她，她也终究还是一如既往僵直的眼神，打着半桶水上上下下搬运着，偶尔站立直直的看着你，一动不动。就在前几天，老妪的门上贴了张留言条：房主要收回房子，请与房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