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三十分，办公室里开着空调，大头在电脑前已经呆了三个小时了，他不懂电脑，平时简单地发个图片什么的都要身边的秘书代劳，他只会打游戏，像比如双扣，可这三个小时里面，他已经输了3000分，他不停地重来，但就是经常犯同一个错误，被吃了分数。
厂里规定员工晚上加班的话，是十点下班，八点的时候已经跑得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他依然坐在办公室里。期间他接了很多个电话，他只记得爱儿给他打的那一个，让他早一点回去睡觉，陪陪儿子。他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记得幼儿园放暑假的时候，他来厂里玩，百无聊赖中，儿子给他画了一幅画，题为我的爸爸。后来有人在那幅画上多添了几笔，像极了一幅漫画。
头很大，眼晴很小，大塌鼻，挺着肚子，脸颊上的脂肪由于经常那个习惯性的笑而堆积到腮帮上去。然后在那个稚嫩的字体后面附加了几个潦草的字迹，大头老板。
我们的大头老板走路的时候，习惯先迈右腿，似乎右腿有某种多出来的力量在拖动着那个臃肿的臀围，右只手在前后摆动，左手要么拿着手机，要么插在口袋里。夏天，他的裤子，经常像是从水里捞出来拧干后就换上一样，褶皱丛生，他的样子就像极了一个无辜的孩子从大人怀里刚挣脱出来一样。
大头的真名叫孙余多，别人都习惯地叫他阿多老板，私底下叫他大头，因为头大，缺少脑细胞。几天前有位个子高高的男人，看起来很有风度，来办公室找他，阿多老板不动声色地坐在办公桌边，小眼睛滴滴地转了几圈，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嘻嘻嘻，他笑笑，眼睛眯得更小，脸颊上的两块肉往后挤到了一起，“过几天，过几天再给你！”对方一听这句话，不自然地把声音提高了很多分贝：“多啊多，让我怎么说你好，这笔钱，你三个月前就答应要给我了，拖到了今天还没有，你到底怎么回事？”大头扑哧了两下，像一个婴儿吃饱奶后发出的两声颤音，可能是肉多的缘故，又像听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忍俊不禁一样。他把所有的银行卡从钱包里拿出来摆放在桌子上：“我把密码告诉你，你去查查卡里有没有钱。”先前的笑脸马上打折为零，他掏出一支烟，皱着眉头把烟点上，像是只吸了小小一口，实际上却很用力地一抿，他抬眼看了一眼身边的那个男人，用拿烟的那只手敲了敲烟灰缸，用肯定的语气说：“要么明天好了，明天给你！”然后脚步匆忙地向办公室外走去，好像突然想到有很重大的事情要办一样。
第二天这个男人真的又来了，他看见大头不在，（现在大头很少呆在办公室里超过十分钟）就拿起办公室里的电话：“你在哪里？在街上？那你等着，我去找你！不要这个样子，阿多，老子跪下来拜你了！”对方好像挂机了，男人生气地把电话一撂，“他妈的！”
不知从何时起大头每天至少要接20多个这样的电话。人们经常看着他拿着手机放在耳朵边，不知道他“哦，啊”地说了些什么。大头的性格天生比较怯懦，从来不会对身边的人发火，感到最厌烦的时候，他只会阴着脸，皱着眉，用手使劲地往外甩几下说，去去去。
大头三年前在这个厂里入了一份股，他的合伙人是他妹妹丈夫的哥哥，他的错误就是从这个亲属关系开始的。
也是大概三年前，他接手了一笔五十万元的订单，他视对方为朋友，没有看清对方的意图，结果两年后那笔款就成了本烂帐，他用很多的小款去填补那个空，之后方寸大乱，没过多久，漏洞越来越多，导致后来工资发不出，工人罢工，客户催货，逾期的不汇款，买材料没有钱，地税局，国税局的人都找上门来，最后整个厂甚至要面临没有水，没有电的威胁。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他还是不顾身边人的劝告，固执地想支撑到年底，他光荣地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份延迟到极限。
2005年12月19日，离圣诞节没有几天了，三台压空机正在不停地吐着热气，整个厂躁声弥漫，咋一看，似乎运作得还不错，整整推迟了半个月，15号那天发了工资，有些工人开始静下来，继续工作，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向大头借钱。这一天的阳光特别温暖，晒得人全身开始起毛，大头坐在装订车间外的墙角边上，他今天穿着黑色条纹的裤子，上面是西装似的休闲衣，里面一件羊毛衫，几天前，他刚刚把头发理了，突出了那个肥头大耳，更像一只猪，有人这样说他，他是一只温柔的猪。
有人从木工房里出来，满身尘土，他脱下衣服使劲地抖了一下，木灰在阳光下狂舞起来，刚好对着风向的位置站着大头，“怎么站在这里，不做事情？”他对那人说了这句话，所有的灰尘都吹向他，他移了下脚步，只为了可以朝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那个员工没理他。发了工资后，大头有点理直气壮起来。突然他想起什么事情，站起来朝楼上的办公室走去。
主管从喷漆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木盒子，站在下面对着他喊：“这个工序颠倒了，那些员工说不做了。”
“哦……”他转了个90度数的脸，轻柔地应了一声。“啊？！”又像是没听到一样，看也没看就管自己上去了。现在他暂时不想去理会那些员工的情绪，不做就不做吧，他的那根神经已经麻木到极点了。
他的记性越来越差，经常忘记重要的帐本放在哪里，把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但他不会忘记时时督促他的员工们用材料要节省一点，恨不得有多少的木板就加工多少的木盒。
有人跟在他后面上了楼，他一坐下，那个员工把借支单放在他面前。他一下子恼怒起来：“工资发了才几天，怎么又预支？”
“上次问你要，明明是三十号，你说是初一，第二天来向你要，你又说是初一，今天总不可能是初一吧。我没钱吃饭了。”这个看起来不超过十九岁的男孩子说，他满头满脸的灰土，一身黑色的衣服，沾满白色的污迹，大冬天穿拖鞋。
“去去去，”他皱紧眉头朝他挥挥手，“没有。”
这个男孩子迟疑了一下，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他转身走开，又回头看看大头，希望他会改变主意。大头只管自己低头想事情。
跟这个男孩子一起做事情的，还有好几个比这个年龄更小的孩子，都是外地人，大部分来自江西，贵州，他们当中最小的只有十五岁。工资拖得太久，有些人拿来的钱都不够还给别人。离开不干的人越来越多，大部分拿不到工资，就跑到劳动局，劳动局的人出面了，大头才“嘿嘿”地偿还一部分。
中午快到下班的时候，大头在办公室里出现了一下，他坐在椅